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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你所说，在这次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期间，与会各国人士强烈认同习主席的上述论断。他们同样认为，不同文明是平等的，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可以取代其他文明，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可以对其他文明居高临下。要尊重文明的差异性、独立性和多样性。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明确表示，有些人鼓噪的所谓“文明冲突论”是十分错误的，真正的文明之间不应该、也不会发生冲突对抗。

让市场在资源配置里发挥决定性作用，本质上就是让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发挥决定性作用，就是要让政府和权力尽可能退出市场，退出经济领域，这也就是李克强总理多次说的，要斩断政府“有形之手”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里发挥决定性作用，本质上就是建立以企业家为本位的经济制度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，从根本上抛弃官本位的固有思维模式，彻底改变官本位主导的社会治理体系。官本位与创新从根本上格格不入，官本位是一切思想创新和科学技术创新的死敌！

而这些非现金调整解释了为何长和的经营现金流滞后于现金利润，以及为何资本支出始终超过折旧及摊销。此外，通过将部分资产视为代售资产，长和可能隐瞒了与代售资产相关的577亿港元债务。据推测，这种激进的会计方法正被用来为长和带来更高的市场评级，以及获得比原本更廉价的信贷。

首先，私营企业已经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贡献者。目前，私营企业创造了中国GDP的60%、财政收入的70%、就业的80%（甚至更多）。中国最具活力和最具创新力的企业都是私营企业。其次，纵观四十年神州大地的变化，我们看到一个惊人的却又是意料之中的现象和事实：越是政府干预少的产业或地区，它发展的就越好。越是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色彩浓厚的地区或产业，它发展的就越差。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为什么在中国发展迅猛？中国互联网企业为什么能够跻身全球最重要公司行列？中国人口众多固然是重要原因，但最重要原因是互联网和新经济兴起之时，政府根本不知道如何控制和管理。互联网企业正是在没有政府强力干预和垄断的背景下“野蛮生长”并且壮大了。

全世界都在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，全世界都在讨论是否有一个中国模式。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开山大师科思教授（Ronald Coase）生前曾经将中国模式概括为“共产党+私有产权”。我们可以简要地将四十年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概括为“政府主导+市场活力+后发优势”模式。这是我理解的中国模式。

谈及行业新政的可能影响，不少光伏企业亦做出回应。通威股份表示，光伏新政对公司会产生影响，公司超额收益可能会受到影响，但经营效益会保持合理增长。公司的盈利能力不会改变，扩张计划不会改变。公司将重新测算对盈利及现金流影响，并根据新的盈利和现金流，适当控制明、后年的投资节奏，现有在建项目会继续按计划推进。公司相信，光伏行业发展的长远趋势不会改变。